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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万折也必东 ——田青近年的行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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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的人中,大部分都能想象到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但有两个人,你无法预测下一步他会做什么,一个是黄翔鹏,一个是田青。他们都是拥有这个时代相当稀缺的思想和独特品质,因而能够从心灵层面摆脱陈规并活在身边的真实的人。他们的文章总是出人意外,“笔落惊风雨,语出泣鬼神”,提出的见解也总是令人警醒,对待国家整个文化事业和音乐学事业,不但能够从大处高屋建瓴、提出非同寻常的见解,并以其出手不凡的实践影响一大批人。生命力和创造力旺盛的人,就是不知道会想到什么点子并做出出人意外又顺应历史潮流之举的人。


一、参与非遗实践

21世纪初,中国文化界出现的最大事件莫过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始起,概念莫明,机制莫筹,天下扰攘。这时,社会需要一批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辨析名称,阐释义理,进而推动政府制定长策。于是,冯骥才、乌丙安、刘魁立、资华筠、刘锡诚、田青等,聚集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遗代表作名录”的实施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周围,召开会议,撰写文章,设坛宣讲,编撰书刊,举办展览,组织演出,先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再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更立“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后置“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数年之间,大政格局,建构完成。四级名录,巍然而立,上有国家级,中有省市级,下有区县级,分层设立,渐成纲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设立再起波澜,“非遗法”出台,顺风顺水。国家体制在此范围内相当有效,文化部完成顶层设计,一系列机构相继设立。工作千头万绪,都需能兵强将。田青主当其位,任“国家非遗中心”副主任,成为共撑大局的核心人物,不但为此项事业的推动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为核心理念的梳理,提供了思想资源。面对大事、盛事,应对急事、难事,他身作柱石,当一面重任,展现出非凡的专业智慧和组织能力。

一个人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一定遇到适合发挥自己专长的机遇,所谓有识者未必逢其时,当时者未必有其识。田青幸运,遇到了最大程度发挥才干的“非遗”时代,储备了大半辈子的知识,一股脑派上了用场。人逢其时,器逢其用。实在说来,没有比他更合适这一位置的人了。

田青于21世纪所写文章和排得满满的讲演,一个突出主题,就是把“五四”时期被打翻在地并于“文革”期间“再踏上一万只脚”的“传统文化”,重新扶至国家殿堂,把琴学、昆曲、原生态民歌以及在科学名义下被“污名化”并与“封建迷信”混为一谈的古老乐种,于触底的危境,反推至文化正席。把遗产作为又一次力挽文化失重的载体,承载当下国人的心灵重托,成为渴望文化复兴的大国在经济崛起之外的另一支点。正如学术界评价的,“非遗”的意义就在于把贯穿于从“五四”到“文革”整整一个世纪对传统的批判,彻底翻转过来,不但正名正义,而且合理合法。

他的一系列有关该主题的阐说,都成为21世纪初期学术视野上令人沉重、也令人愿意放慢脚步停下来细细聆听和思索的话题。无疑,这是他近年来演讲论说和奋笔疾书最具看点的部分。这一重大的社会事件成为他思想和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若没有一次次会议迫使他站在前台、迅速反馈、立刻阐述一番道理的需求,就没有从理论上深入思考并把大半生的“前积累”融会贯通的机缘。问题一起涌来,一下子摊到了一张巨大的桌面上。翻来覆去的讲演与书写,使他的思考日益缜密,如何衔续传统,如何面对现代,如何把过去的批判对象变为被去弊、被扶正的历史资源,以及实践中保护传统音乐的可操作性等问题,都被他采用新的参照坐标加以重新梳理,许多老说法因之而焕然一新。频密的社会事件客观上催促了他,让站在现场于第一时间解答当代人困惑的主持者,迅速做出与学者身份相应并足以使当代人满意的反馈。他明白,自己的努力就是力图对百年社会转型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抬不起头来的状况进行辨析和澄明。与此同时,国学复兴、文化生态保护区、古村落保护等一系列社会关切,都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命题恰恰是他一直渴望做而没有机会做的,于是,打通壁垒,使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空前高涨。人生阅历和思想成熟期恰恰赶上重大社会事件的需求,使他在近十几年来,学开新境,迈进了“正常年景”难得一遇的一片金色秋景之中。

听听他的积累吧。一次会议上,他一字不差地脱口背出一大段鲁迅的话,首尾愈百字,诵之如滚瓜,当时确实把大家惊着了。话不算短,若无早年积累,绝难吐纳吉珠。厚积之水,堪负大舟

涉及全国各行业的大规模文化复兴运动,理念来自联合国,推力来自政府,行为来自学者。学者成就了非遗,非遗也成就了学者,使其积累获得了从新的意义上阐述的空间,发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政府渴望用通俗形式把刚起步的“非遗”理念普及到百姓,田青以自己的智慧,找到了方法,让模模糊糊的“非遗”概念溢出书面,进入大家的理解现场,这个创意让主管该领域的政府官员美得不行。作为“暴风眼”中的人物,人们从他的阐述中找到了内心映照,对待传统的态度慢慢恢复常温,进入政府和民间的生活和操作系统。在中国,行政职位就是学术地位,学术话语就是权威话语。田青“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i]


二、国嘴

看田青书的人不如听他讲演的人多,对于学者来说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但这个时代,大家确实更愿意不费气力地接受新理念,比起阅读来,更愿意听讲演。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培养讲演也不善长讲演的国度,具有如此能力的人,十分罕见。以讲演名世也以讲演折腰终于还是以讲演获誉的人,以征服千万听众的魅力,独享“非遗”鼓吹者的桂冠。最典型的就是文化部于“文化遗产日”期间主办的一系列非遗项目展演。来自各地的非职业演员,在他的带领下,意气风发,在极短时间内推出了几台大型节目,当时还很不被城市人看好的品种,若无他充满学术品味和生动智慧的主持,就会减色几成。大部分人不了解节目意义,没有解说,效果截然不同。他主持的包括昆曲、古琴在内的音乐会,解释角度新颖,既风趣又不说教。脱口而出的机智,魅力不凡,许多话简直可以作标题。“昆曲等了你六百年,不差三十年。”这类风趣也沉重的话,马上成了流行语和标志口号。

美国作家阿瑟·克里斯托(Arthur Krystal)说,“一句说得很巧妙的话可能只是因为巧妙才有说服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他的类比精确有力,感染力很强。诗词曲赋,典故民谚,左右逢源,触境生春。

《旧唐书·马周传》说:吾见马(周)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搉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字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苏(秦)、张(仪)、终(军)、贾(谊),正应此儿。[ii]

以此转赠田青,大致不差。江湖之上,可以轻松放言,庙堂之上,却须拿捏分寸。万众瞩目,高官莅临,出口成章,终不逾矩,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温家宝总理到日本的“破冰之旅”,带领“非遗”演出团,两国领导人台下就坐,那可不是开玩笑的,田青的“国嘴”真得是代表国家。

许多场合,他的智慧化解了危机。台湾“汉字文化节”开幕式上,台湾学者发言道:“你们总说两岸团结,可我在大陆看电视,打开一个频道是解放军打国民党,换一个频道还是,再换一个还是。到处传播仇恨,哪有半点和解诚意?”会场气氛瞬间凝滞,按顺序走上台的田青如何开场,成了瞩目焦点?他从容道:“当代大陆年轻人看解放军打国民党,就像看《三国演义》,是拉开距离的看故事,没有爱恨情仇,不必认真。”移花接木,全场哄然,一笑了之。不然,代表团面临的具体办事就不会那么好运了。

我印象更深的一次是央视“青歌赛”现场,原生态组评委鬼使神差地打出了清一色的分数,立马引起质疑。监审组要求评委解释,田青笑言:“就像打牌时摸到清一色的四张老K,怎么办?天作之合,谁也没法预计。”尴尬瞬间化解。心里有了,口里就到了,没时间打腹稿,张口就来,音乐界能做到的,唯此一人。

讲演似乎是内行不能为、学者不屑为亦不能为的西方传统,不但需要本土的国学知识,还需要西方的讲演技术,更需要站在舞台上面对千千万万观众镇定自若、谈笑风生、场面越大精神越昂的心理素质,以及他特有的略带沙哑却极富有文人气的音色。他不但当得起“非遗功臣”之名,而且当得起“国嘴”二字。同事们调侃他,辛辛苦苦希望成为文学家,却毫无费力地成为演说家。不能不说,他在“非遗”领域展示的光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把睿智、深刻、犀利、见识,与旁人无可匹敌的娴熟语言技巧罕见地融为一体的本领。


三、借用“原生态”话语

改革开放以来有两种音乐形式对乐坛形成了强烈冲击,一是80年代的“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二是21世纪初的“原生态民歌唱法”和“非遗”。第二个领域,田青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他是极少数能够制造社会事件的人,具有此能力的人,一要具有发现足以引起社会关注点的能力,二要找得到点燃关注的人物,三要具有充分阐释关注价值的能力。

1998年中央电视台第八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出现了“李琼现象”(参加“民族唱法组”但又同于“学院派”的“民族唱法”),揭开“原生态”序幕。学院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遭到质疑。2002年第十届“青歌赛”“索郎旺姆”现象再掀论争。2004年第十一届青歌赛,李怀秀、李怀福现象引发了“原生态”与学院派的真正交锋(大部分评委打出最低分,田青打出最高分),评委之间、歌手之间、观众之间、网民之间,形成大讨论。虽然初始莺啼赢得满堂喝彩,但李怀秀、李怀福姐弟最终没能获奖。

“非遗”理念的确立,使国人意识到绝不应无视而且必须尊重族群的既有差异。央视顺应民心,于2006年第十二届青歌赛正式设立“原生态唱法组”,成为继“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鼎立格局之外的另一新看点。电视上站满了新角色,观众欢呼,网评如潮。李怀秀、李怀福姐弟最终获得原生态组一等奖,“原生态唱法”已如风行草偃。

对于民族唱法“千人一面”、科学与艺术、中国人的审美取向等关乎歌唱又超出歌唱的命题的讨论,席卷气场强大的评委席。田青认为:20世纪“科学”变成最高褒奖词,但艺术与科学是两回事,科学讲可重复性和规范性,艺术讲独特性,前者恰恰是后者的天敌。与学术界对“科学至上主义”的重新审视相应和,科学以及被称为或自称科学的现代“迷信”,在音乐界遇到的抵制,这是第一个风向标

事件固然重要,但我们更关心的是,田青从“原生态”的出发点如何推演出一套保护非遗的理论,或者是否可以把该事件作为观察他理论思考的一个现成抓手。“原生态”一词来自民间,本身可能没有什么深刻道理,但这个让学界议论纷纷的词,却让田青推演出了一系列深刻道理,从中可知,善于吸纳社会智慧的学者如何剥离该词的外壳并从中获得接地气的泥土芬芳。

他的理论推定如下:既然袁隆平从一颗未经加工的原始稻种中培养出了高产稻,那么艺术田野上也应该保留一些未经改编、未经“学院派”加工的民间良种。在20世纪的乐器改革中唯一未被动过手脚的琴学以及古老的昆曲,是不是应该采取这种保护方式呢?田青坚执:大部分艺术可以与时俱进,但有些品种,则要原封不动,因为它们是我们在某些时刻需要矫正自己发展方向时可以返回的原点。为什么不能让琴学原地不动,昆曲原地不动?让一两个艺术品种采取“博物馆式的”封存方法原地不动,让走得过激的人依然可以看到几百年前的本色,听到几百年前的音色,且不是杨荫浏于20世纪40年代在《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提出的保存“仅存的一些国乐成分”的方案吗?这难道不是让苦于无法保持“中庸”总是采用“狗熊掰棒子”式的方法对待“发展”的社会停下脚步、矫正步态的有效方法吗?年轻时,我们渴望高楼大夏、流行音乐,随着年龄成熟,慢下来了,这时,我们再想看看历史,听听乡音,却发现昆曲加进了大提琴,古琴加进了电声,到了那种情状,我们如何返回故乡。作为过来人,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把经验告诫后人,留下迄今为之已经保存不多的古老良种,以待后人成熟,暮然回首,记住乡愁。

远有顾炎武“守先待后”的愿景,近有杨荫浏“国乐成分”的训诫,这条文脉,传扬不已。“经纬万端,究其条绪,咸为原本”(孙诒让《周礼正义》)。这或许就是田青之所以愿意让原生态民歌、琴乐和昆曲保留下来“垂示来兹”的深意。田青与杨荫浏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一致,但发自心底的伤痛和祈请,都是文化遭难时的心得,有着极其一样的相通性。

人们在“改革”“创新”“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潮流”等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强加给本不属于古老品种发展规律的内容和形式,大大破坏了本色。民乐加入大提琴、大部分剧种加入了电子琴等已经不再具备传统意义的方式,不但不为中国音乐加分,反而令人不辨神色。这几乎成为田青的底线,谁跨过,他真的跟谁急。

日本保护“能乐”和韩国保护“雅乐”的方式,从另一个角度给了田青以启发。这是中国人愿意听的事例。看上去与中国古代艺术品种极其相似的表演,几乎可以让每个中国艺术家指认那就是自己几百年前的样子。原本传自中国的品种,至今保持了传入时代的样态。如果我们找不到面目清晰的祖先,至少可以从日本能乐和韩国雅乐中看到影影绰绰的形态。那种声音,让中国人觉得亲切和熟悉。无须说,大部分中国人从慢的不能再慢的表演形态上看到了祖先。

另一个事例来自欧洲建筑。田青把这种令国人羡慕的视野作为他的另一思想资源。他常举例说,越来越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到欧洲旅游,回来后无不感概人家保持老城原貌的远见。教堂宫殿依然保留在建立年代,绝不拆来拆去,体现着几个世纪前艺术形态的建筑,告诉当代人原来的审美风尚,从而在极大程度上牵制了发展的盲目性。“世界上很多古城都是小心翼翼地、常常是选择放弃现代化带来的便利来呵护自己的历史。”[iii]懂得此话的人,一定是像田青一样站在布满青苔的牛津河边思考过自己生长的城市的人。他在讲演中提到的对江南“新貌”的失望和对“小桥流水人家”的怀念,就是在走向世界的经历中应该建立正确参照系的感慨。

从“原生态”一词的梳理中,可以看到隐伏于田青思想的一条线索,衔接起来,就是他近年思考的系统。人们渴望知道田青为什么会成为社会实践能力极强的人?他的“知识成本”和“心里成本”来自哪里?可以说,“原生态”这颗种子之于田青,如同苹果之于牛顿。这颗种子无疑是启发田青系统思考“非遗”保护理论的原点,如同袁隆平的原点一样。田青相信,苹果到了乔布斯手里改变了世界,种子到了他手中也同样能改变人们的观念。

一颗原生种子,经过嫁接驯化,再生代既失去了种子作用,也失去了高产功能。被嫁接过的新品种之前的原生品种应该得到保护,其价值就在于能够从长远利益中获得再生活力。如果不确立高于当前品种之上的原生价值,那么第二代、第三代,在失去繁殖力或萎靡时,就无法回到原点,导致种群隔断根脉。音乐界许多问题不就面临着这种尴尬吗?学者知源察变,从民族文化的长远利益考量,提倡保留珍贵的基因,这不是要建立人为的法则,而是要恢复自然的天则。

田青在此层面上解读了“原生态”一词,让这个大众创造的词,蕴含了他的原创性和前瞻性。他借鸡下蛋,借题发挥,让这句看似谁都能懂的大白话与“非遗”大命题连接,以出色的学术拿捏能力,将该话题涉及的世纪反思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爬梳和演绎。他是能够把思想触角抵进敏感地带的学者,初踏的似乎是一方浅水,却搅动了万丈狂澜。要是没有足够的敏感一把抓住,就可能滑过去。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他让“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iv]的“原生态唱法”,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学术意义。

音乐学家的“借力”,是希望把一种理念普及社会。当年杨荫浏借底层艺人“翻身做主”的大力,把《二泉映月》普及全国,田青则借“非遗”大力,把原生态的保护理念普及全国。两位所长的“借力”,恰如其时,恰如是分,让民间获得提升。

青歌赛的侃侃而谈也许用得上“舌战群儒”的历史标题。他的冷面批评让不少人惊呼:“你简直不想在圈里子混了!”田青回答:“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v]大是大非,他不留情面,只对文化遗产负责。大部分评委难于在超过数十次的点评后还能保持被关注,因为批判精神和一针见血的勇气,他保持了这样的点击率。


四、扎痛耳膜:文化保守主义

过去的世纪,中国像许多国家一样经历了无数次重大而急速的变化。1949年后,重建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过程中,经历了“大跃进”“三年饥荒”“文革”的梦魇,80年代重定方向,急速发展,枉顾文化,连跑带冲。迅速崛起的速度使不到三四代人的时间内文化遗产迅速衰落,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回答民众面临的“文化认同”问题。寻找文化之根,重新阐述被无情批判和彻底否定的传统,因为失去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已经显露出危象征兆。

一批学者把目光转向传统。所谓保守主义,就是对“现代性”持有部分否定的观念。中国三十余年来的现代化燥热以及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其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回归传统的氛围。国际环境的开放,也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现代”,看到了重塑传统的依据。这部分知识分子,以本土、本民族文化为安身立命的基础,对待外来文化尤其西方文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增长、物质消费、环境污染等,持有警惕(当然不是对本土传统一概拥护),因而成为文化解说的重要一维。龙应台的话可谓典型:“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

田青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不缺被评论,从央视青歌赛面对原生态歌手对决时的质疑,到保护“非遗”与京城“四大怪”(听古琴、看昆曲、喝普洱茶、做瑜伽)的讥讽,乃至比喻为“三寸金莲”的尖刻。当然,大部分人对保护传统文化的热情多存善意。

“三寸金莲”是“封建糟泊”的代表,有人以此为杀手锏对付“非遗”,与昆曲、琴学相提并论。田青对“三寸金莲”的解读让人想不到,他把当今少数民族的刺面、鼻环、乃至当代人为美而整容的行为联系一起。一般认为,“三寸金莲”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残忍虐杀,然而于此相仿佛的行为一旦进入“审美”,局外人看起来的“残忍”就有了族群认同性质,因而必须给予非同一般的判断。怎样对待“三寸金莲”似乎成了比“三寸金莲”本身更引人注目的话题,成了是否认同新的评价模式的问题。在当代中文里已经不再具有意义的概念,一旦进入文化解读,便有了整体反牌的意义。中国存在“保守主义”把“封建余孽”一锅煮的问题,存在以进化论来解释一切的历史观。

田青曾总结,北京市政府允许春节期间燃放爆竹是“非遗”理念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传统节日纳入国家假日体系是第二个“伟大胜利”,“妈祖信仰”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是第三个“伟大胜利”。这些过去统统被视为顶尖级“封建糟泊”的项目,不但获得了名正言顺的法理认可,而且由此引申出一系列相应观念的调整,传递的信息远不止项目本身。

田青奋不顾流俗,坚持“保守主义”的理念与其说是来源于思想的不如说是文化,来源于传统音乐的熏陶和音乐史研究,源自对琴学、昆曲的深度痴迷。所以他总是把昆曲和琴曲作为传统面临危机的头声警告。


结语:社会实践是音乐学家的责任

音乐学家在有限的生命中究竟应该做什么?研究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一个音乐学家仅仅做个书斋里的学者还是有社会担当的人,让所思、所想贴近社会,将所学、所得回馈社会。这是田青近十几年来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思考的问题。学者往往甘于边缘存在,不为潮流所动,追求学问,与社会渐行渐远。作为个体学人,如果能从正面对社会有所裨益岂不更好?生命与时代的迫切需求连在一起,思想就获得增值。遵循这种思路,田青“处心有道,行己有方”,愿意将“非遗”实践作为自己对音乐学反思的一个机遇,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他以这种方式自我表达并获得认同的途径。

迫切的现实体现为一种为民族文化的起死回生而殚精竭虑的群体实践时,往往会形成一股非凡的力量。我们震惊于田青的又一次突进,就是因为他投入到这样的实践之中,因而形成“其万折也必东”(《论语》)的力量

原载于《人民音乐》2015年第4期



[i](宋)范晔撰:《后汉书·冯异传》(三),北京:中华书局,第648页。

[ii](宋)欧阳修撰:《旧唐书·马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19页。

[iii]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360页。

[iv]欧阳修:《画眉鸟》。

[v]黄宗羲:《明儒学案》,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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