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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如何重归真正的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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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对中国古代经典我们有四书五经等说法。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老师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与此不同的看法。那么,他认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古典智慧的书是什么?推荐这些书籍作为经典阅读的基本教材是基于怎样的学术原因?这种对经典的界定与经学、子学之分有何关系?胡适与冯友兰研究范式的不同对于现代人理解中国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读完之后,相信你会找到李零老师眼中“重归古典”的意涵。




一、经典的背后,子学与经学之分


 


我们的经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不是五经,不是九经,不是四书五经,不是十三经,而是现代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智慧的书。


我向读者推荐四本书:《论语》、《老子》、《孙子》和《周易》。


第一,这四本书,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代表作。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诸子百家,影响最大,是儒、道两家。《论语》是儒家的代表作,《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作。这两本书,毫无疑问是先秦思想的代表作。另外两本也很典型。古代有两门学问,一门是治国用兵,一门是数术方技。治国无经典(有也不能讲),用兵有,《孙子》是先秦兵学的代表作;数术方技,古代有个到处应用的理论,叫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也没有经典,只有《易经》,影响比较大,涉及这个理论。


第二,这四本书,年代最早,篇幅最小,《论语》约有一万五千字,长一点。《老子》、《孙子》、《周易》,都是约五千字的小册子(今本《孙子》在六千字上下)。其他古书,如《管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哪一本都比这几本大。读经典,先读年代早的小书,再读年代晚的大书,顺着读,效果最好。


第三,这四本书最富智慧。中国典籍传入欧洲,约四百年,他们挑来挑去,看中的正好是这四本书,译本最多。它们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


简单说,我的理由是这三点。


不过,我想把问题说得深一点、远一点。


我希望读者明白,这四本书,只是一个窗口。它们的背后,还有更宏大的背景。它们只是样品。


我想,没人怀疑,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学术史最灿烂辉煌的时代,肯定是先秦时代。这个时代,人才辈出、思想活跃。它和欧洲文明最伟大的古典时代一样,同样属于雅思贝斯所谓的“枢轴时代”(或译“轴心时代”),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先秦时代是子学时代,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是一种自由学术。当时,六经是装在子学的瓶子里,是子学的一部分,不像汉代,独尊儒术,只有六经最重要。汉代学术是经学时代。经学时代和子学时代不一样。儒经第一,儒子第二(《论语》、《孟子》成为传记),其他流派,其他流派依托的各种技术,皆不足道,或存或亡,幸存者,只能降居儒学之附庸。这不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本来面目。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重归古典,反宗教专制,倡思想解放,不是回到中世纪。


当今侈谈文艺复兴者,正好相反,此不可不察也。[现在的复古,都是迷宗教、政治和道德,过去叫道统和治统。不是复汉学(汉今文、汉公羊,大吹康子、廖子者流),就是复宋学(程、朱、陆、王)。]



 二、诸子之学的骨干材料


 


研究诸子之学,有六篇材料,是骨干的东西。


(一)《庄子•天下》


《天下》说,天下治“方术”者太多,皆以其学为不可加。《天下》所谓的“方术”是古代的技术(比后来说的“方术”宽),即上面说的数术方技和治国用兵之术。它要讲的不是这些,而是“道术”。所谓“道术”,是思想,最初,只有“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学,就是从其中散出,“道术将为天下裂”。


它讲“道术”,主要有六个流派:


一、“邹鲁之士、绅先生”,是儒家。


二、墨翟、禽滑厘,是墨家。


三、宋、尹文,是接近墨家的流派。


四、彭蒙、田骈、慎到,是法家。


五、关尹、老聃,是道家。


六、惠施、桓团、公孙龙,是名家。


它没提到阴阳家。


(二)《荀子•非十二子》


《非十二子》不是泛论学术史,他只批评十二个人,恶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


一、它嚣、魏牟,毛病是放纵情性。《天下》没提到。


二、陈仲、史,毛病是压抑情性。《天下》也没提到。


三、墨翟、宋,毛病是不讲差别。前者是墨家的鼻祖,后者和墨家有关。


四、惠施、邓析,毛病是喜欢诡辩。他们是名家,《天下》没提到邓析。


五、慎到、田骈,毛病是玩弄法律。他们是法家。


六、子思、孟轲,毛病是假造传统,伪托圣贤。他们是儒家。


荀子是儒家。儒家各派,他最恨子思、孟子,斥之为儒家之罪人。子张、子夏、子游的后学,他也看不上,唯一称道的是仲尼、子弓。


这篇东西,也没提到阴阳家。


(三)《韩非子•显学》


《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只讲儒、墨。先秦子学,早期,主要是儒、墨。儒分为八:


一、子张之儒,即子张(颛孙师)的后学。


二、子思之儒,即子思(孔子孙孔伋)的后学。


三、颜氏之儒,孔门八颜子,颜氏之儒,不一定是颜回的学生。


四、孟氏之儒,即孟子的后学。


五、漆雕氏之儒,可能是漆雕启的后学。


六、仲良氏之儒,即仲梁子的派别,仲梁子可能是曾子的学生。


七、孙氏之儒,孙氏是孙卿,这是荀子的后学。


八、乐正氏之儒,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的派别。


孔门七十子,子夏、子游、曾子、子张最后。子思、孟子更在七十子之后。《显学》无子夏之儒,最奇怪。上博楚简,颜回的“颜”和言游的“言”写法一样,我很怀疑,颜氏之儒,或即子游的后学。这些派别,主要是战国晚期的儒家。


墨分为三,互称“别墨”:


一、相里氏之墨。《天下》称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


二、相夫氏之墨。


三、邓陵氏之儒。《天下》提到“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


(四)刘安《淮南子•要略》


《要略》是分国叙述。它提到:


一、鲁国:“儒者之学”和“墨子”。


二、齐国:“管子之书”和“晏子之书”。


三、韩国:“申子刑名之书”。


四、秦国:“商鞅之法”。


另外,它还提到“纵横修短”之术,没说具体国家。


(五)司马谈《六家要指》


它有三种叙述顺序:


一、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二、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阴阳家。


三、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


其中第三种是主要顺序。


司马谈是史官,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最重阴阳家和道家。阴阳主于术,不是思想流派,放在最前。儒、墨是显学,称儒者、墨者,有别于后三家,放在其次。法、名是术,古人叫刑名法术,放在更其次。最后是归总于道家。


(六)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班固的分类是根据刘向、刘歆,他们把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门。其中子书,有所谓“九流十家”。十家,可以归为两类:


一、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这六家就是司马谈的六家,但顺序不一样。西汉晚期,儒家最尊,其次是道家。当时盛行阴阳灾异,阴阳家也有一定地位。这是最主要的三家。法、名二家,属于刑名法术之学,秦代盛,汉代臭,几乎成为酷吏的符号或代名词,排在后面。墨家则销声匿迹(《史记》无传),最后归宿是神仙家(东汉有墨子派的神仙家)。


二、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这四家,是新增。纵横家,见《要略》,是外交游说之术。杂家,是百科全书派。战国晚期,派别融合,很多思想家,都是通人。个人全能玩不下去,还有《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的集体创作。农家,是重农派和农业技术混在一起。小说家,只是稗官野史、琐语丛谈,都不是思想流派。


班固说,九流十家,都是从古代的王官之学散出,每一家对应于一种王官,这是有名的王官说。


阅读经典,我们要知道,古人的思想分类法和学术分类法是什么样。


三、冯、胡异同


 


中国哲学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这个运动,不管有什么过火之处,它的伟大成果是确立了新学的主导地位,这点不能抹杀。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而不是孔子。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意义非常大。别的不谈,光对恢复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就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没有这一步,就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


(一)说冯、胡异同


中国哲学史的开山鼻祖有两位先生,一位是胡适,一位是冯友兰。他们的哲学史都是中西合璧的新学术,不是传统的经学,不是传统的子学。


当时,中国文运,一如国运,兵败如山倒。


百废待兴,一无所有,大家是在中国的子学中寻找对等于西方概念的“哲学”。子学之盛,清季已然,西学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儒家独尊、死水一潭的局面,是被这种东西打破。


胡适,洋博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身。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版),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他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的讲义,讨论范围是先秦子学。后来,还有一本《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中国公学一九三〇年油印本)。


冯友兰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一九一九年也负笈哥大。继胡适之后,他出版过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〇年版)和英文本《中国哲学简史》(麦克米伦公司一九四八年版)。冯氏后来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比胡适影响大。(大陆批胡后,研究中哲史的,更少想起胡。)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篇《子学时代》,还有《中国哲学简史》的前十六章,都是讨论先秦子学。冯氏三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此书是他一九四九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成果(如吸收《孙子》,论《老子》是否兵书),这里不讨论。


冯、胡异同,值得回味。


冯、胡二人,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竞争对手。他们都留学美国,都钻故纸堆,作同样的题目。一般印象,胡适喜欢怀疑,比冯氏更美国;冯氏趋于保守,比胡适更中国。胡适捧戴东原,冯氏吹朱晦庵。冯氏解释说,这是汉、宋之别:胡适是汉学,他是宋学。其实,他们都是不中不西,不新不旧,唯激进、保守,程度不同耳。


他们有三大分歧:


一、诸子是否出于王官,胡说不出,冯加限定而承认。


二、先秦是否有六家,胡说没有,冯加限定而承认。


三、孔子和老子谁先谁后,胡说老先孔后,冯说孔先老后。


这三大问题,中国的学术界,西方的学术界,一直有争论。


(二)诸子出于王官吗?


《汉书•艺文志》的六种书,六艺、诸子、诗赋是学,古人叫文学;兵书、数术、方技是术,古人叫兵书和方术。前者是人文学术,相当今天的文、史、哲,后者是古代意义上的科学(和各种迷信)。班固说,诸子出于王官,即古代政府的职能部门,这从一开始就是引起争论的话题。


中国哲学史,是西化的产物。开始搭架子,先要问什么叫哲学。哲学的概念,当然是从西方来,标准是形而上。胡适的哲学史,其实是子学,他从子学找哲学,主要是名学,但名学只是子学之一端,实难以此为范围。冯氏虽以弘扬民族哲学为号召,也一样以西方的哲学概念为绳墨,明确说明,他不讨论术。比如《孙子》,他就不收。他们的取材范围,都是狭义的诸子,重学不重术。


胡适的体系是基础,该讲的都已讲到,整个布局,粲然大备。儒家,孔、孟之间有七十子,孟、荀之间有儒家八派;墨家,有墨子、别墨;道家,有杨朱、老子、庄子。其他诸子穿插其间。这是基本框架。冯氏是在这个基础上往下做,从子学到经学,从经学到玄学,从玄学到理学,从理学奔近代,顺流而下,百川归海是归于儒,孔是思想教皇。他的三史,是直通六书,一切为尊孔做准备。书,越写越多,越写越大,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取胡适而代之。此公酷爱三段式,讲先秦儒家,讲先秦道家,都是三段。儒、墨、道,儒家是终结者。


胡适的布局,即使从今天看,也仍然有其长处。特别是儒家,从今天的出土材料看,讲完孔子,就是七十子,布局比较好,气魄也更宏大。胡适主张,中国哲学史,应改名叫思想史,把格局做大。冯氏关心的却是重张儒学。表面上,胡小冯大,其实相反。


现在,学者主张把中国哲学史扩大,改造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这个想法,来自胡适。怎么改造?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关键是要吸收术。比如《孙子》,怎么没思想,怎么没哲学?阴阳五行说,是典型的自然哲学,离开数术、方技,怎么研究?我研究兵法,研究方术,就是这个路。

总之,研究中国学术,我们要分清,什么是学,什么是术。即使是《诸子略》,即使是九流十家,也有这个分别。比如,诸子是否出于王官,关键就在学与术的区别。术,跟王官有对应关系,但学不同,没法对号入座。


我们不要以为,古代的诸子可以离开术。弃绝术,学就架空了。我主张以术读学,以诸子读孔子。这样才有思想史。


诸子百家,他们的技术传统是什么?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什么?这不是题外的问题。即使今天,思想和知识也是互为表里。


(三)先秦是否有六家?


先秦是否有六家,有人说有,不但有,还有更多的家,一人一家,百家都嫌少;有人说没有,不但道家没有,法、名、阴阳也没有,一无所有。这些说法,都源自冯、胡异同。胡适说,司马谈的分类,是汉代分类,不反映先秦,先秦无六家。近年,国内如任继愈(任继愈《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六家要指〉》收入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433页),国外如苏德恺(苏德恺《司马谈所创造的“六家”概念》,《中国文化》第七期一九九二年秋季号,三联书店一九九三年版,134—135页;)都重张此说,西方汉学界,很多人都坚信这一点。


我的看法是,六家不是六个思想流派,而是半学半术各三家。司马谈讲六家,不是讲汉代学术,而是讲先秦学术。六家,不能说完全没有,如来源较早的儒、墨,就是最明显的两家,先秦诸子都这么讲,绝非虚构。道家晚出,边缘模糊,不管叫什么,非儒非墨,本身就是一大类。这三家是一类。另一类是跟术有关的派别,法、名是刑名法术之学,阴阳是数术方技之学,不是思想派别。道家晚出,讲实用,与刑名法术和阴阳家说分不开,是个非常复杂的派别。


六家,其实是三家,儒家是古典派或保守派,道家是现代派或激进派,墨家是过渡。


无家说,全盘抹杀,不可取。百家说,像《汉志》那样讲,一人一家,一书一家,等于没家。这是白马非马之辨,同样不可取。

(四)孔、老先后的问题


儒、墨、道,孰先孰后,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价值取向最明显。


胡适把《老子》摆在孔子前,是跟尊孔拧着来(胡适晚期,尊老敬孔贬墨。他说,老子是无政府主义,最高;孔子是个人主义,其次;墨子是集体主义,最下。并把秦政之失归罪于墨家,汉政之得归功于道家,都可反映他的价值取向,他不反对儒家,但也不独尊儒术)。冯氏把《老子》摆在《论语》后,胡适不服气,说他是信仰作怪。冯氏尊孔,不假,但这个问题,还是要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


孔老先后,我的看法是,老子其人,也许比较早,但书是另一码事,绝不可能在儒、墨前。


学者怀疑《老子》晚出,有一个原因是,老子的故事几乎都是出自《庄子》,很有可能是庄子的虚构。其实,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儒、墨、道对话的逻辑关系。冯氏把《老子》放在《论语》后,我同意。至于说,后到什么地步,可以讨论。近年,史华兹的书《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本杰明•史华兹著,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葛瑞汉的书《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葛瑞汉著,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都是把《老子》往后摆。冯氏搁《孟子》后,还比较接近。葛瑞汉把它放在《庄子》后(钱穆已有这种看法),郭店楚简证明,太晚。


先秦诸子大辩论,《天下》讲得很清楚,道术最初在儒,后来才散于天下。儒是第一发言者,最寂寞。孔子没有对话者。墨是跟儒对着干。对着干,才热闹,两者具有对称性。道不同,跳出儒、墨之争,超越儒、墨之争,走得最远。百家的基础是三家,先是儒、墨,后是道,百家争鸣由此起。


四、重归经典应复兴子学


 


冯、胡异同,三大问题,在具体结论上,我更倾向冯氏。但我的理解,与信仰无关。


思想不能无的放矢。儒家是众矢之的。在先的意义是当靶子。射箭先要有靶子。靶子的意义很伟大。


比如,胡适就是冯氏的靶子。


保守与激进,常常可以互补。上述异同,前两条,胡适激进,冯氏保守;后一条,冯氏激进,胡适保守。西方汉学界,酷爱分,酷爱疑,前两条取胡适,后一条取冯氏,正在情理之中。他们的思想史,大框架,是源自冯、胡二氏。


冯、胡二氏对创建中国哲学史,各有贡献,两者可以互补。但要说文化立场,我更赞同胡适。


胡适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也是开放性的。他是真正的大师。


大师的意思是倡风气之先,为后世奠格局,不是收拢包圆儿,不是颠扑不破。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讲过四大优点,我看最重要,还是下面三点:


第一,胡适开创的中国哲学史,是以诸子为范围,把古史和古书分开来,直接从老、孔讲起,蔡元培说,这是截断众流,开风气之先,厥功甚伟。这个格局是他开创的。冯氏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才后来居上。


第二,胡适是把诸子摆平,有容乃大。蔡元培说,胡适的体系有“平等的眼光”,对儒家既不尊,也不批(见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的序言)。此语最为知言。胡适讲诸子平等,是真正平等。冯氏讲诸子,是“众生平等,唯我独尊”。他说,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就像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其他派别,则如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君主是万世一系,然治国之政策,常随内阁而改变。平等是儒家之下的平等。


第三,胡适想把子学做大,做成思想史,而不是相反,像冯氏那样,子学做成经学,经学做成理学,理学做成新儒学(他张口闭口都是做圣人,应帝王)。书越写越大,路越走越窄,失去中国思想的大气魄,失去中国思想的自由精神。


中国哲学史,从一家之学,重归六家之学或百家之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胡适。中国的学者要感谢他,西方的学者也要感谢他。

胡适不必气短。


由于胡适的出现,中国的思想史才初具规模,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从此,不但墨家的地位、道家的地位被重新估价,儒家本身,也面临重建。孔子和七十子,先进和后进,还有七十子之后,迈了辈儿的,都要重新理顺;被遗忘了的,都要重新找回。特别是宋儒痛恨,明代革出教门的荀子,也要恭恭敬敬请回来。


民元前后,百废待兴,胡适的出现,引发的是范式转变。


他的书,和冯氏的书,方向正好相反,一个是从一家重返百家,一个是把百家再扯回到一家。冯氏似顺而逆,胡适似逆而顺。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要特别感谢胡适先生,因为没有他,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百家争鸣。他的方向,才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新方向。


我说这么多,您明白了吗?


复兴子学,才是重归古典——我是说,真正的古典。



作者介绍


李零,男,祖籍山西武乡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其主要著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等。


转自:燕园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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