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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阳:草一样歌唱在草野 长报道

博客天下 2018-01-05 07:04:31


民谣歌手苏阳不愿走捷径,他仍相信最简单的逻辑——“靠作品还是保险一点。”


撰文:陈雨

编辑:王波

摄影:尹夕远



一个农民必须学会工作的过程


歌手老狼觉得,10年前第一次见到的苏阳和之后不太一样。


2005年夏天,老狼在银川做节目,晚上被朋友带到龙门客栈酒吧见一个“本地歌手”。进门时,一屋子人推杯换盏,兴致正高,苏阳带着酒态唱起了歌。


“他那天表现得挺痞的,有点小流氓的那种色彩,对,流氓气质。”老狼对当天的很多细节已记不清,但和《博客天下》说起苏阳,依然有些兴奋。


苏阳唱的是自己写的歌,调子用的是宁夏特有的民间山歌 “花儿”。音乐一响,“整个酒吧都躁起来了”,老狼听了一惊。


乐评人耳东曾记录过类似的经历。“当时我坐在舞台对面,苏阳一张口我就知道错了,真不该坐他正对面,他一嗓门,‘骑骡子呀吗上高山呀,上高山呀吗望平川呐,平川里有那牡丹的花开鲜’,感觉音箱快给唱破了,恶狠狠的音符把我砸个七窍生烟……他其实完全可以不用音箱,就像他祖先们那样,扯起嗓子就唱,声音直冲云端。”


那天晚上,音乐中西北人特有的豪爽、狡黠,加上生活化的歌词和摇滚曲风,让老狼觉得刺激、鲜活,特别地被打动。


他直接找苏阳要了小样,回京后放给了音乐厂牌十三月的老板卢中强听。后者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苏阳,为他组建乐队,成员包括汪峰现在的吉他手伢子、子曰秋野乐队鼓手陆勋等,1年后制作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贤良》。


2006年是国内民谣的黄金时代,苏阳、李志、周云蓬、万晓利等一众音乐人集中涌现。苏阳的《贤良》则是他们中的异类。乐评人邹小樱说那是当年最有分量的一张华语唱片,“给满分都不为过。”


“乐队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倍感骄傲地用母语歌唱着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鲜花、爱情、劳动人民。其山药蛋式的情感使得他们可以突破摇滚的界限,与民族音乐交相辉映。”他曾这样评价道。


“我们老说民族融合什么的,就是把民歌融入现在的音乐里面,把一些老的所谓的假民歌改成晚会式的编曲之类的,都做得特别生硬,听起来特别无聊。”但老狼在苏阳当时唱歌的状态里,听到了一个生活在西北的男人“内心的真实流露”。


如今,那个自称”老汉“的西北人已经搬到北京生活了10年,46岁的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音乐节、商演和小型巡演中度过。7月26日,苏阳将第三次登上张北草原音乐节的舞台。


但到了北京后,苏阳好像变了一个人。“再见他,他就变成一个特别谨慎,而且特别憨厚、朴实的人。”老狼发现苏阳录音和排练时,有些“小心翼翼的”。


“我三十五六岁之前都在宁夏,这个改不掉的,我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在那个地方形成。”苏阳向《博客天下》解释,“以前的环境,在银川时大家一起玩儿的松弛的感觉,那里面形成的东西更自然。”


然而在北京,要学的东西和需要考虑的问题都越来越多。无论排练还是演出,苏阳都在为更职业化而进行调整。“你已经从那个环境脱离出来了,很多事都不能拒绝,各有各应该做的。”


坐地铁时,他经常被警察挑中查身份证,问职业,答说搞音乐的,警察不相信。和乐队一起去音乐节,苏阳临上场被保安拦下,“只有歌手能进,你不能”。第一次去十三月的办公室时,苏阳难得穿了件白衬衣,但和西裤、懒汉鞋的搭配还是让他被误认成农民工。


音乐方面磨合的过程似乎更不顺利。


刚来北京不久的一次演出调音时,话筒啸叫得厉害,调音师姜北生建议苏阳在吉他的音孔上盖个盖子。这是控制啸叫的常用手段,但苏阳说不行,不能改变我的演奏习惯,都得按照我的习惯来。俩人吵了一架。


“现在我的琴上都要加盖子,但作为在银川成长起来的乐手,当时很不理解,总觉得别人在压制你。”苏阳说。


类似的“水土不服”还发生在《贤良》的制作过程中。专辑的录音和混音由姜北生负责,录音时他为苏阳配备了当时最贵的一支电容话筒,灵敏度、频响等各方面都优于平时演出时用的动圈话筒。


苏阳试了试,说太怪了。换成普通话筒后,“声音反倒对了”。


录完专辑里的10首歌,像给其他歌手制作唱片时一样,姜北生花了三四天时间修唱,音修得特别准,节奏特别齐,苏阳听完直接否了。理由很简单,“不能这样,修成这样就失去了我的意义,没有我的味道了。”


姜北生很不理解,但也意识到这毕竟是工作。“我得按照他的要求来,等于之前修过的全白费,录成什么样基本最后就是什么样。”


不过,他现在认为,苏阳当时的坚持是正确的。之后和万晓利、李志、逃跑计划、曲婉婷等音乐人合作时,相比音准和节奏,姜北生将他们录音时的状态放到了更优先考虑的位置。


2010年,制作第二张专辑《像草一样》时,他为苏阳准备的依然是支普通话筒,没有精修。


当姜北生逐渐适应音乐上的差异化时,苏阳则开始学习向规则靠拢,不再像在银川时那样随心所欲。他慢慢理解调音的复杂,渐渐提高对灯光、舞台设计的要求,也培养起了版权意识。在采访前一天,苏阳第一次在排练中使用了节拍器。


进棚录音时,节拍器必不可少,但排练中为了追求现场感,苏阳始终不肯打开,而乐队也习惯于此。


“比如说《贤良》,我一般都是前面唱得慢,后面唱得快,这个在统一的节奏里是不允许的。节拍器只要一打开,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点。所以我就嫌它,我想快怎么办?”


但新加入的鼓手王洪涛不断问苏阳,能不能打开节拍器对一下。“你们一激动,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他劝苏阳,“大家都用,其实这东西不会伤害你,你不要害怕。”


排练结束后,苏阳觉得的确没什么,他意识到这只是“需要克服的一个习惯罢了”。


“说得夸张一点,这就是一个农民必须学会工作的过程。”苏阳说,“其实歌曲这个东西,不管谁唱,最终是你表达什么,科技进步也不会影响的。我不排斥科学。”


但老狼还是觉得有些遗憾。10年前那张小样中的毛刺和特别粗糙的地方,消失在了专辑中。“后来的录音方式可能还是太规整、太干净了,反而失去了特别粗糙的那种‘刺骨的香味’。”



你是一个什么人?


苏阳在《一席》演讲中讲过一个故事。


在宁夏采风时,他曾经拜访过西海固唱“花儿”的民间艺人马生林。老人当时70岁左右,眼睛潮湿,坐在褥子上唱着“尕妹你是牡丹花园长,二阿哥是空中的凤凰”,用得是“花儿”《割韭菜》的旋律,声音颤抖、干枯,像从土里传出来。


几个小孙子吵吵闹闹地围在老人身旁。老人不理他们,一直在唱,唱着唱着抓住了年纪最小、最不听话的孙子的手,意思是让他别闹。小孙子不解,用方言问,“爷,你干啥呢?”老人依旧不理,继续唱。


苏阳觉得马生林就像一棵很老很老的树,旁边都是叽叽喳喳的小鸟,干净的院子里有阳光,农具都很安静地摆在那里。那一刻,苏阳忽然意识到,这就是西海固人的生活,因为贫瘠,所以他们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老人唱的那首“花儿”被苏阳改成了歌曲《凤凰》,收录在《贤良》中,歌词的下一句是“我悬来呢吗悬去的个没忘想,吊死到白牡丹的树啊上”,带着西北特有的悲伤和苍凉。


第一张专辑中还有一首类似的歌《贺兰山下》,歌中唱“路上的人呀,停车问一声你从哪里来?送走了这个,送走了那个,说死也不分开。你看那流水不回头,夕阳下了山,不知他们都活在哪里,可再也不回来”。


录音前,姜北生去看了苏阳的一次排练,排到《贺兰山下》时,他感动得差点哭了。


去了一趟贺兰山后,他明白了当时击中自己的荒凉感从何而来。“可能好几天不会有一辆车从那里经过,突然过来一辆车,比如说是修路的,你真的忍不住会聊天、喝水,问‘你从哪里来’。这就是西北人的劲儿。”


在评价苏阳的音乐时,不止一个人提到了“归属感”、“根”。


乐评人耳东曾说:“他的音乐不仅仅只是好听,还让我感受到很多失去的东西,或者是从未存在过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哈拉(说大话),除了你脚下正踏着的那一平方土地,那就是你最真实的生活,你应该去歌唱它,苏阳就是如此做了而已。”


苏阳出生在浙江温岭,7岁半随母亲北上和父亲团聚。


16岁在西安上中专时,他第一次接触吉他,毕业后便加入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走穴”大潮,在各地的歌舞厅、夜总会演出。


1995年回银川后,他组建了宁夏第一支原创摇滚乐队“透明乐队”。受Guns&Roses、Bon Jovi、恐怖海峡等乐队和音乐人的影响,他开始模仿着创作了一系列金属风格的作品。乐队演出当时在银川颇受欢迎,但4年后仍以解散收场。


这4年中,苏阳开始思考一个“返璞归真”的问题—音乐到底是干什么的。他给自己的答案是,个人的表达方式。


“既然是个人的表达方式,那么你是一个什么人?”


“你是一个成长在银川这么一个非常小的城市里的非常普通的人,从外地迁徙来,在支援大西北的一对工人家庭里的一个普通孩子。你真实的身份是这些,而不是留着长头发,千万人在下面(听),摇滚的那些。”


这一番思考和自问自答,让他厌倦并最终放弃了对欧美摇滚乐的模仿。此后,苏阳转向了更本土、看似更传统的表达方式。


2003年春节,初到西北时觉得“黄土高坡一点也不好看”的苏阳,开始到西北各地走访还会唱传统民歌的人。他讨厌用“采风”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行为。“我更想看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在生活里歌唱的态度,他们怎样用身体来完成歌唱,而不是用五线谱或者阿拉伯数字来记下它们的旋律。”他曾在专辑文案中写道。


这种寻找与记录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变成了苏阳的习惯。他喜欢和这些民间艺人待在一起,喝着酒,讲讲奇闻异事,慢慢聊到音乐,想听听民歌,他们也不会拒绝,一切都保持着农村的样子。有时候喝到后半夜唱起来,回头再听录音,甚至听不太懂都唱了些什么。


“喝一场酒,该知道的都知道,不知道的再找下一个。”12年过去,西北的大部分民歌种类都进入了苏阳的“资料库”。他没有整理过这些录音,但它们渐渐影响了他的创作。


他不再标着汉语拼音唱英文歌,而是回归习惯的西北方言,并开始像山歌一样用比兴的修辞方式表达感情。曲调上他开始融入西北的秦腔、小曲、“花儿”等。


苏阳的乐队有一名“编外成员”安彪,生前在宁夏秦腔剧团上班,是苏阳的朋友,包办了他作品里包括板胡、低胡、唢呐、管子在内全部的民乐部分。两次专辑制作时,苏阳都专程把他从宁夏叫了过来。


“安彪特别厉害,什么都会,而且味道特别对。”姜北生顿了一下,想了想不知该怎么形容,“比如他唢呐那个劲儿,好像就是西北人才能弄出来。”


安彪和苏阳是在银川的歌舞厅认识的。歌舞厅、夜总会是当地夜生活为数不多的去处,也是苏阳这样的本地乐手当时主要的谋生场所。


“那种二三线城市,真正的生活场景就是那样的,娱乐、麻将、歌舞厅、啤酒,来回就是这些。挣钱了就是把这个规模化,上更豪华的歌舞厅,洗更牛逼的脚,然后买更豪华的车,打更大的麻将。”苏阳说,“其实没有太多的改变。”


这些熟悉的生活图景直接进入了他的音乐。在《贤良》中他唱,“一学那贤良的王二姐呀,二学那开磨坊的李三娘……王二姐月光下站街旁呀,李三娘开的是红磨坊”。在《长在银川》中,他唱“我的家住在同心路边上,那里有我的爹和娘”。到了《早操晚操》里,又有了“野蛮女友在蹦迪,昨个头发红变绿,今天又是蓝盈盈,明天啥东西?”


西北给了苏阳质朴,也造就了他狡黠的一面。


老狼用狡猾来形容10年前见到的那个苏阳。“歌里说什么去扒寡妇的墙头,从门口骗进半条腿,那个感觉,我操,我觉得特别好,特别真实,就是内心有点小骚情,躁动,特别准。”


到北京后,苏阳不止一次地跟老狼说过自己的不习惯。“他说我在这儿写不出东西来,很苦闷。”老狼回忆。


在北京生活了5年,苏阳出了第二张专辑,音响和乐器上的把握都更进了一步。老狼听出苏阳在和这座城市的磨合中慢慢适应了新环境,而北京也开阔了他做音乐的眼界。


“但是相比第一张,第二张多了些‘花儿’里面特别深情、特别悲伤的东西。”


“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那么细致地去跟他探讨内心的这些东西。”老狼说。



苏阳刚理完发,他觉得自己“看着可坏”


靠作品还是保险一点


苏阳很瘦,总穿一身黑,采访当天刚把本就不长的板寸理得贴着头皮,摄影师拍照时,他有些拘谨地自嘲,“理完发是不是看着可坏了”。


打眼看去,苏阳并不像音乐人,既不时髦也不艺术。


“他真正的魅力还是在草莓音乐节的舞台上。”张彤说。他是苏阳的朋友,2011年第一次见面时也犯了以貌取人的错。后来在音乐节,他目睹了台下一两万人口型完全一致地合唱苏阳的歌,“你才发现那么多人真是喜欢他”。


苏阳喜欢音乐节,认为在那里,音乐的好坏、演出的成功与否,遵循的都是简单的逻辑—唱得好,看的人就多,唱得次,看的人就少。


“这个平台是公正的、公平的,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他也因此对2010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念念不忘。


“人和人之间不是被一种特定的东西规划出来的。”苏阳说,“他们是非常鲜明的不同的人,可能是都市里的白领、可能是县城里农贸市场上的小老板,可能是个开茶楼的,可能是个赌鬼,然后他们凑到了一个场合里面去看你,这就是音乐的沟通能力,说明你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那年张北的草长得很高,摇滚青年、抱孩子的妇女、翻墙进来的老乡一起,在场地中营造出了一种有些混乱的集市感,让当时在台上的苏阳觉得特别动人。


而每次音乐节演出结束后,苏阳的专辑总卖得特别快。“我的观众其实都是唱回来的,没有谁是听说过苏阳,但没听过歌。基本上都是先听过歌,然后来说,哦,你就是那个唱歌的。”


苏阳并不善于经营自己。2008年和十三月的合同到期后,他单干过几年,自己组织乐队、搞运营,既吃力效果又不好,直到2014年和摩登天空签约。


“这个其实是很多艺术家的问题。”老狼说,“他没法像李志那样当领导,自己去经营,而且苏阳也不善于在微博上、在网上跟歌迷互动。”他留意到苏阳在慢慢一点点学习,只是还没有那么游刃有余。

张彤曾经发过一条朋友圈,说苏阳的价值远远被这个圈子和这个社会低估,所以现在才能非常廉价地消费他,真正有眼光的应该抄他的底了。但什么时候能大涨起来,他也不确定。


“苏阳的优点是老实,缺点是太老实了。”张彤对苏阳的固执深有体会—即使有出名的愿望,苏阳也不愿意采取更为简单有效的方法。好友、民谣音乐人马条去参加了《中国好歌曲》,但这样的选秀节目,并不在苏阳的考虑范围之内,他更爱说的是,“靠作品还是保险一点。”


“他有他自己做事的一套规则,这个规则怎么来的,我们也不太清楚。”张彤说。


在老狼眼里,10年间,苏阳的变化并不大。他重复穿黑色衣服,理最普通的寸头,自己买菜做饭,和朋友喝酒逗闷子,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每年回西北“采风”,不慌不忙地制作新专辑,写一本书,参加一场场音乐节,用看上去笨的方法往前走。


姜北生觉得,这种平淡是因为苏阳的年纪。2005年和十三月签约时,苏阳已经36岁,“整个人生的格调基本上有定位了”。


但这似乎更符合西北人的执拗与倔强。就像苏阳在《像草一样》中唱的:


“我要带你去我的家乡,那里有很多人,活着和你一样,那里的鲜花呀,开在粪土之上,干枯的身子哟埋在地下哟,像草一样,像草一样。”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1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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